民国陶瓷发展一波三折，但有许多亮点，至今令人赞叹。清晚期到民国时期是中国陶瓷史上仿古陶瓷生产的高峰期，其规模、质量和产量均超过此前的任何一个朝代。其主要品种如下：

颜色釉颜色釉陶瓷本是官窑控制最严的品种，也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品种。有些品种即使官窑烧造也有相当大的难度，如清康熙豇豆红釉，仅在康熙时期烧造，到了雍正时期，由于原料配方的原因已经烧不出，呈色灰暗，类鼠皮，故俗称“乳鼠皮”。而到了清晚期及民国时期，仿制康熙豇豆红的产品出现在古玩市场，达到了几可乱真的程度。郎窑红也是铜红釉的名贵品种，只在康熙时期官窑生产，但是到清晚期和民国时期，仿制品也以真假难辨的面目出现，令古玩商须得颇费一番工夫，才能找到鉴定要领。钴蓝釉仿制也很成功，其他如茶叶末釉、窑变、青釉等均可与官窑媲美。低温釉彩如黄釉、绿釉、胭脂彩等均被古玩商誉为“毫无俗气的名品”。河南神垕在民国时期找到少量古代钧窑釉料，仿制过钧窑产品，釉色与古代钧窑无二，可惜造型差距太大，甚至还有不少臆造之作，如农民起义用的大印等，除了收藏和研究价值，不可与景德镇仿古瓷器同日而语。

青花瓷器主要仿品是明晚期官窑和康熙时期产品，造型、画工、呈色几乎乱真。明早期的有孙瀛洲仿品，但是青花呈色灰暗，是研究者早期的尝试之作，传世品少见，极具收藏价值。到民国时期，进口钴料便宜，南北方均广泛应用，俗称“洋蓝”，呈色浓艳，若化验成分，反而与古代“苏料”极为相似。

彩绘瓷器五彩主要是仿明晚期和康熙作品，多数流传到国外，造型、画工均得前朝神韵。粉彩和珐琅彩也有仿制品，前者画工精细，如果不是官窑改制，这些画匠应该都是御窑厂的“大内高手”。后者主要是仿制康熙珐琅彩作品，颇得神韵，鉴定时需要比照真物仔细对比方可分辨新老。

刻瓷乾隆帝一生写了几万首御制诗，有关陶瓷的诗多命造办处玉匠刻于瓷器上，可谓开刻瓷先河。到清晚期以后，以钢钻或钻石作为工具，在烧好的白瓷上刻画山水人物，别具风格，成为新的陶瓷装饰技法。清晚期有名家黎瑛，字竹庵，江西新建人。其子黎勉亭继承父业，1915年，袁世凯特邀黎勉亭住北京，为英王乔治刻相，半年完工，神态逼真，惟妙惟肖，颇受好评。以后刻瓷遂发展为一项专业。

雕瓷雕瓷实际是刻花和剔花工艺的延续，于瓷器坯体上雕刻花纹，形成浮雕效果，清晚期开始成熟，雕刻山水人物，“辙喜仿象牙、竹、木之釉，所雕之竹林七贤，东坡赤壁，垂杨条马为多”。清晚期名家有陈国治、王炳荣。光绪时期有李裕元，作品不上釉，称之为“反瓷”。民国时期，雕瓷以福建游蛮子(或称游长子)最为著名，“每一器出，风靡中外，人争取售”。景德镇几乎所有雕瓷艺人群起仿效。游蛮子还擅长捏相，对人目视手捏，惟妙惟肖。与游蛮子同时期的李东山，四川人，创作能力更胜一筹。

陶瓷雕塑佛像瓷雕本是福建德化窑的拿手之作，明清以来即有德化工匠到景德镇传授技法。清末民初，景德镇的瓷雕仍以锥拱、玲珑、镂雕为主要技法，在人物雕塑方面则吸收西洋雕塑技法，人物衣纹及人体结构改变了以往呆板单调的风格，更显生动活泼。如“送子观音”颇受国外欢迎，尤其在日本供不应求。此外，现实主义题材的瓷雕也流行一时，如以“蚕食”揭露日寇侵华的狼子野心，以“太白醉酒”揭露当政者腐败，以“和尚背尼姑”批判封建迷信等等，颇受市场欢迎。

醴陵釉下五彩湖南醴陵釉下五彩是民国时期新创新陶瓷装饰技法，与青花釉里红一样均为釉下彩，但是色彩更加丰富。彩绘名家有关寿祺、张逢年、田碹，后者绘花瓶，出国展出曾得奖。

洪宪瓷民国初年几个当政者如袁世凯、徐世昌、冯国璋等均在景德镇定烧过瓷器，主要品种是彩绘陈设瓷，瓶类居多，图案有草虫花鸟、仕女婴戏等，画工极为工整，底款多书“居仁堂制”，这批瓷器主要由郭葆昌监制，而书“洪宪年制”，现在公认没有真品。